第一百九十三章曹操对儒家的态度（2）（2/2）

但显然这一政策并未一以贯之，否则也就不会有上述几人的劝谏了。

其原因除了战乱年间无法进行稳定的文化教育事业外，主要还是在曹操内心深处，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压倒了一切，他并非不知道，也不是不想遵从荀或等人的建议。

更有可能的是，他想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再做这些事，所谓“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赏功能”、所谓“治定之化，以礼为首。拨乱之政，以刑为先”，都可看作是他对治世和乱世应各有其首选政策的不同表述。

所以他虽然对荀彧的建议“常嘉纳之”、对袁涣的建议“善其言”，但都没有付诸行动，而对傅幹的建议则直接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。

如前面所说，曹操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和尊崇史实俱在，不容抹杀；同时，曹操“唯才是举”令的发布对儒家价值观的摧陷之酷也是事实。

曹操对儒学的这种矛盾的态度，可从其急于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做出解释，即为了完成统一全国的心愿。

曹操不仅没有给儒学以重视，甚至不惜对其造成破坏，后果当然是严重的，正如顾炎武所论：“夫以经术之治，节义之防，光武、明、章数世为之而未足；毁方败常之俗，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”。

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，曹操时期并非是一个儒学得意的时期，而恰是儒学在魏晋之际走向衰落的开始。

曹操对儒家思想主要分三个方面来分析，第一个就是接受儒家思想。

史载曹操“少机警，有权数，而任侠放荡，不治行业”，又云其“少好飞鹰走狗，游荡无度”，陈琳在为袁绍所作檄文中更骂他是“赘阉遗丑，本无令德，僄狡锋侠，好乱乐祸”。

这些无疑让人感到曹操是一个不学无术又放荡无节制、唯恐天下不乱者。

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样？史书又载：曹操“年二十，举孝廉为郎”，为议郎之初即上书陈说“陈（蕃）（窦）武等正直而见陷害，奸邪盈朝，善人壅塞”之事，可见曹操二十岁前不仅已身具孝亲礼让、清正廉洁的德行，出仕后亦显示出正身立朝、不畏权贵、嫉恶如仇、力匡朝政的优良品格。

也因此，即使曹操其时还很没名气，名士桥玄从他的言行中便认为他将是汉末大乱“安生民”的“命世之才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