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九章 谁赞成，谁反对（1/2）

朱由校见无人再出班，也乾咳了一声，朗声说道：“既无人奏事，朕便说三件事，由眾卿商议后確定章程。”

“平辽灭韃已非短期可成，军费浩繁，朝廷財政紧张，內帑亦非无限，开源节流已势在必行。”

“第一件：商税改革，主要包括税率调整，追缴欠税，以及革除诸多商税弊政等等。”

商税在古代是个说起来简单，实际徵收却是非常困难的税种。

不仅需要庞大的人力投入，还需要专业的会计管理能力。

否则，如何去核算商户流水以及实际营销额呢？

但这两项基础要求，现在的明廷显然都不具备。

而且，大明的商税体制有诸多弊端，导致商税收入与宋朝比，差距极大。

皇帝的声音还在官员们的耳旁迴荡，“第二件：废海禁开商埠，加征海关税。商埠暂擬先开三处，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。”

受禁海和朝贡政策的影响，明初没有海关税一说。

隆庆朝部分解除海禁后，朝廷在海关设“引商之法”，分三种途径徵收“关税”。

一是船引（入港许可证）费；二是依据船只大小的水餉；三是对货主徵收的陆餉。

这些“关税”全是定额税，没有涉及最有徵税价值的货物。

这可能与大明缺乏会计能力、人才，难以核算货值有关係。

所以，大明的海关税收入低得可怜，每年竟然只有两三万两。

“第三件：清缴江南地区拖欠之赋税，如何施行，如何严惩，儘快擬出章程。”

江南士绅隱匿田產，拖欠赋税，在明朝中后期，越来越成为常態。

以至於江南徵收的赋税不足定额的七成，累年积欠已不是小数目。

虽然有朝廷对江南赋税徵收数额较大的原因，但江南士绅恶意逃税也是事实。

在明末鼎革之际，江南士绅的嘴脸更是暴露无遗。

毫无家国情怀，但求安稳，不问龙椅何人。

如江阴城，闻弘光亡，即欲献图归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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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是韃清的剃髮令，韃虏夺得天下会更容易。

朱由校暂时想到这三点，虽不完善，也没有具体章程，但却思路正確。

“今日朝会，此三件大事，明发邸报，四品官员皆可上奏，畅所欲言，以供朝廷参考採纳。”

朱由校终於停了下来，端起茶水喝著，並不管下面官员的脸色和神情变化。

在他想来，只这三条，足够官员们震撼轰动了。

要知道，明朝商税加征具有阶段性特徵，万历、天启时期均因財政压力尝试改革。

但受制於土地兼併、管理混乱等问题，改革成效有限。

比如万历年间的矿税改革，引发极大的爭议，后期废除。

天启帝登基后，为筹措辽餉，也多次討论復征商税，但因反对声音强烈未果。

汪应蛟也曾通过调整税率、追缴欠税等方式间接加征，並未直接提及復征旧税。

所以，涉及到商税，便是敏感问题。

减少降之少人反对，增之加之则群起而攻。

朱由校並不能確切知道哪些官员得用，哪些是迂腐蠢坏的傢伙。

哪些是为国家朝廷考虑，哪些又是为士绅商贾站台，不惜损害国家利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