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2章 印度铁路（2/2）

彼时的东宋，正处於最好的发展时期——由於没有政治束缚和人道主义顾虑，帝国可以强行驱使劳工，投入数十万劳工同时作业。

人海战术在隧道挖掘和路基修建中，能发挥出不小的作用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工期才得以压缩到十二年；否则，所需时间还会大幅延长。

修建铁路的提议提出后，朝中群臣十分配合。

他们心里都有自己的盘算：若是这条铁路后续对印度商人开放运货权限，每年带来的收益起码在600万两白银左右，不出十年，就能收回全部造价成本。

更重要的是，修建铁路还能带动钢铁、建材、机械等相关產业链的工厂和企业快速发展，进而为朝廷带来更多税收；更多的税收，又能投入到更多基建项目中，进一步带动相关產业发展，形成“基建带动產业、產业增加税收、税收反哺基建”的良性循环，仿佛无穷无尽。

当然，这种“无限发展”的理论，是当时清华书院顶尖经济学大师愷秉钧提出的，並不完全代表客观事实。

但他的推导过程严谨縝密、无懈可击，而且这几年澳洲本土修建铁路的实践，也初步印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確性。

於是，清华书院的学子，甚至朝堂之上的大臣，普遍都接受了这种理论。

东宋从百年前的绝境中崛起，一路披荆斩棘，从未输过。

既然能一直贏到现在，为什么不能一直持续发展下去呢？

大臣们对此深信不疑，坚信东宋会一直蒸蒸日上、愈发强盛。

这一理论的最大反对者，是同样出自清华书院的大师朱格。

但他此前提出的“东宋宽鬆信贷政策引发建厂热潮，终將导致经济危机”的理论，尚未得到证实；如今又跳出来反对愷秉钧的“无限发展”理论，难免引来非议。

於是，大多数人觉得，朱格已经不是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”，而是滋生了恨国情绪，就是见不得东宋发展壮大。

好在东宋言论氛围宽鬆，若是换做其他朝代，朱格恐怕早就被打成反贼，难逃一死了。

就这样，在兴威二十八年（1376年）初，修建一条从印度通往伊犁的铁路，正式被確立为东宋的重点工程。

大量的工部官员，以及清华书院的相关大师，纷纷乘船前往印度，开展前期的勘探工作。

庞大的东宋帝国，从兴威二十八年开始，正式进入了大修基建、修炼內功的阶段。

而那些自东宋工业革命以来，就不断遭到东宋肘击、打压的世界各国，也终於迎来了宝贵的喘息时间——因为东宋暂时暂停了对外征伐的脚步。

当然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份喘息。

在印度修建铁路，本地的印度人自然要“献出自己的一份力”，数十万劳工的名额，几乎全部落在了印度人身上。

但世人皆说“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”，在东宋看来，印度人现在吃的苦，都是值得的，未来终將受益於这条铁路。

。。。

同年，大明也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。

第一件，大明《孝慈录》正式问世。朱元璋亲自製定了新的丧礼制度，规定儿子为父母、庶子为其生母，皆需服斩衰三年，並將这些规定编成《孝慈录》，颁行天下，以此规范社会礼仪、倡导孝道。

但与此同时，大明文坛却传来噩耗——著名诗人高启惨遭杀害。

当年张士诚占据苏州时，曾將苏州的府治改为宫殿，把府治迁到了都水行司。后来，苏州知府魏观认为都水行司所在地地势低洼、空间狭窄，不適合作为府治，於是便將府治迁回了原来的旧址，同时疏通了锦帆涇，兴修水利，造福百姓。

可御史张度却藉机诬陷魏观，称他迁回府治旧基，是想要復兴已被消灭的张士诚的基业。朱元璋震怒之下，下令將魏观诛杀。而高启因为在修復府治旧基时，撰写了一篇《上樑文》，被牵连其中，最终被处以腰斩之刑，年仅三十九岁。

自此，文字狱的雏形，在大明悄然诞生。

朱元璋的一生，向来毁誉参半。究其原因，便是他每做一件造福百姓的好事，总会伴隨著一件令人詬病、备受爭议的举动，功过交织，难以简单评判。